关键词：石一枫

在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以下简称《漂洋过海》）中，一个久违的叙事变化在于，小说的主人公那豆，终于是一个正儿八经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了。这位来自“那个民族，那样的人家”的“胡同串子”，动辄就要“起范儿”的“鼓楼花臂”，显然颇有些京城“顽主”们“混不吝”的劲头。这使得小说看上去又回到了石一枫早年习惯的故事腔调，即“通过一类文化混混儿来观察他人、评判生活”，而这种视角上的偏好所带来的便利在于，“可以更加自然地运用口语，以及令看起来不那么可信的人物显得真切一些”。这一点毋庸置疑。主人公那豆连同他置身的北京人文环境，显然为小说的情节推进提供了诸多便利。纵观整部小说，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欢化的北京方言世界，以及丰富驳杂的地域人文掌故，这一点通过我们跟随无所事事的“胡同串子”，以及他爷爷，那位同样无所事事的遛鸟大爷，体会他们以胡同为中心的“城市穿行”，以及随“城市穿行”一道展开的生动有趣的人物对话，便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些都是“胡同北京”所承载的文化形态的生动再现。

对于《漂洋过海》来说，与这种“胡同北京”的叙事腔调相配合的是，小说的故事推进仰仗的是好似“相声贯口”一般的情节设置。故事的“包袱”一个接着一个，大有“贫嘴”到底的势头，密集的“笑点”令人目不暇接。而小说正是以那些“金句”和俏皮话为依托，在以“耍贫嘴”的方式展开的“段子式”写作之中，将作者标志性的“一枫式幽默”展示得淋漓尽致的。小说生动的画面感始终“在线”。因此不用说，这部《漂洋过海》从身份到作派，从形式到内容，小说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如今难得一见的“京味”特色。于是，说好的从老舍到王朔的写作传统，这一次仿佛都有了着落。

事实上，由以上“胡同北京”与“相声贯口”体现的叙事“下沉”与“紧接地气”之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漂洋过海》也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追求，即为了显示自己对于所谓“纯文学”叙述腔调的不满，往往不惮于借助通俗故事的叙事外观，这使得他的小说时常具有雅俗共赏的独特气质。事实上，石一枫对于时代的勘探，并非是以纯文学的僵硬方式来完成的。相反，他总是力图制造阅读的吸引力，将目标人群牢牢捕获，进而在故事之中寄予更为宏大的叙事抱负。就《漂洋过海》而言，其通俗的叙事外观主要体现在小说对于“无巧不成书”的叙事模式的充分借重。

因为对于《漂洋过海》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将小说意义局限在“胡同北京”的狭窄层面，而是将北京的里与外，历史和现实，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加驳杂的人群彼此联结，进而开掘出更丰富的文本意蕴。然而，小说如何能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线索归拢一处？这种“联结”的能力说起来并不神秘，只需将故事的偶然性发挥到极致即可。因此，巧合与误会似乎永远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强大动力。这一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传统叙事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所谓“无巧不成书”的说法及其操作方式。比如从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到昆曲《十五贯》就有因十五贯铜钱而引发的一场血案的曲折故事，而民间戏曲中也广为流传着诸如“上错花轿嫁错郎”之类的离奇故事。这种借助偶然性造成的情节突转，来迅速达成故事情节的戏剧化，以便造成现实中难得一见的离奇效应，几乎是传统叙事的惯常手法。

其实不光是中国传统叙事，这类手法在欧美电影中的运用也极为普遍。从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到保罗·哈吉斯的《撞车》，再到伊纳里图的《通天塔》，甚至再到国内的《疯狂的石头》等电影，匪夷所思的情节巧合，永远是制造离奇故事的不二法门。从这个角度来看石一枫的《漂洋过海》，似乎就不会觉得小说里火葬场司炉工李固元的“美尼尔综合征”的情节设置过于唐突了。事实上，正是这位资深“劳模”随时随地的晕倒，以及碰巧遇到的“特殊客户”的强行“加塞儿”，小说中三条毫不相关的线索才因为“盒子”的“混乱”而被纠集到了一起，正如小说所言，事情“全拴在一块儿”了。这也为故事接下来的情节走向埋下了伏笔。而小说里另一个关键情节点，则在于那豆和“发小”阴晴在黄耶鲁家的游艇上的湖边夜宿，正是在此，阴晴碰巧发现了黄耶鲁父亲的犯罪线索，而在这之后两人的通宵长谈，也为那豆次日的壮举积蓄了情绪。这显然也是巧合对于故事走向的进一步推进。正是在故事的这些关节点上，对于“巧合”或“偶然性”的强行征用，让情节迅速推进，使得石一枫的小说建构起了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叙事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正是以这种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荡涤了流行的文艺腔，从而让叙事趋于通达和质朴。

石一枫的小说总会弥漫一种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执着地将其貌不扬的普通人刻画成那些“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并赋予他们的故事某种“史诗”光环。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会用表面的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痞劲”，来掩护文本内在深沉的理想主义情怀。在《漂洋过海》里，作者同样试图刻画的是“小人物”的“史诗”。作为无所事事的“胡同串子”，那豆的出场显然是为了给人留下“低到尘埃里”的印象。他没有煊赫的家世，也看不出能混成“人上人”的丝毫希望。然而，石一枫的小说就是这样，那些扑到尘土里的失败者，却总会实现他由凡人向英雄的“惊险的一跃”，并绽放出人性的光辉来。小说里的那豆，能为死去的爷爷拍案而起，并且愿意漂洋过海，甚至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舍命一搏，这里固然是因为传统文化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还与更宏大的事物息息相关。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爷爷这里。于是，小说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段爷爷不到十五岁时，在鼓楼给即将奔赴战场的部队看守纱布的经历，由此也顺势引出他一辈子恪守的人生准则，“人呐，要能替别人做点儿事，心里真美。”这种朴素的人生感悟，显然包含着石一枫试图在小说里灌输的博大命题。如小说所刻画的，爷爷就是那种“为了别人”，宁愿“把自己交了出去”，甚至“汇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荡的力量”的人。在那豆的心目中，少年的爷爷自有一腔豪情，这豪情的根由在于，那些“无名无姓，无穷无尽”的“别人”，都和自己有关。不出所料的是，爷爷的这腔豪情穿越时空，鼓动着那豆，使他勇敢地成为了那个为了别人的利益，也能豁得出去，甚至以命相搏的人。这不恰恰正是“扑在尘土里也自带光芒”的人所彰显的人格力量吗？

除了言传身教的爷爷，《漂洋过海》里老一辈的美德，如同记忆的潜流伏延千里，都在那豆这里得到了回响。黄耶鲁的奶奶引出的是老一辈的革命遗志，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以及无名烈士的英勇牺牲；而即便是因病犯错的“劳模”李固元，也能看到他在汶川地震中令人感念的勤恳工作。而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当然是革命“子一辈”的欺骗与腐败，比如酱油厂姚厂长的儿子“姚表舅”，就显然在厂子股权改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勾结地方政府，利用“庞氏骗局”展开金融诈骗，然后卷款逃亡海外，则正是黄耶鲁的父亲，老革命沈桦儿子的“丰功伟绩”。这样的情节设置，显然是要达成一种有关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的今不如昔的慨叹，这当然也是石一枫小说一贯的情感偏好。

或许在《漂洋过海》这里，石一枫终究是要表达改革时代的一派乱流，被今天新的人性光芒所冲决的历史祈愿。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小说与其说是在描绘现实的走向，不如说在寄予某种形式的希望。如其所展现的，那豆的行动所彰显的人性光芒，总能对周边的人物产生十足的感染力。比如它对“发小”阴晴的鼓舞和教育意义就极为明显。这位因家庭变故而远走美国，又因生活意外而身患抑郁的留美学生，一直在寻找“世界为何如此”的答案，却也无法解答关于世界的诸多困惑。而正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她陡然顿悟只有面向更宽广的人群勇敢地跨出去，才能寻找自我救赎的通途。而在工人何大梁那里，那豆直接感染了他对死者田谷多的情谊，力促他完成田“锅”的遗愿。此外，那豆之于黄耶鲁的教育意义则更加明显，这位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也终究能够明白冲破利己主义的泥淖而为他人奋力一搏。这种诚挚的历史祈愿，似乎在进一步坐实石一枫小说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然而，对于小说所寄予的善良愿望，我们又怎么能忍心指责呢？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宁愿相信那些“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在他们这里，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升腾的力量与向上的激情，这或许能让这个世界变的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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