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然而，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年里，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诚然，死难者数字的消长并不会影响对日军罪恶行径的定性；但是，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罪行是战后审判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

东京法庭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委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与审判，担任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该法庭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诉讼，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决，历时两年零六个月。1945年11月，中国在重庆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在南京保卫战中，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虽然没有直接将遇难人数认定为30万，但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因此，对于认定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而言，“遇难者30万”不仅是遇难人数的底限，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捍卫民族历史尊严的底限，不容任何形式的质疑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