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斌

群山无际，不见人踪。团团白雾黏连在亚热带原始森林的绿海波涛上缓缓挪移，遥远处的斑驳白点儿是戍边哨所营房，高耸的茂密植物把所有生灵藏在一片静谧中。

幻想到境外网赌电诈犯罪团伙那里“发财”的人难以想象，从偷越国边境那一刻开始，就等于把自己生命交到穷凶极恶的境外犯罪势力手中，没有丝毫保证。

被“画饼”，却陷入万劫不复

一队人悄无声息的疾行在丛林中一脚宽的小道上，领路人不时用棍子敲打着身边过膝的野草驱赶毒蛇，“快点儿，过了山腰上的界碑可以歇歇，国境线这边儿给逮着咱都‘废’了。”60多岁的“黑紫脸”骂着脏话，焦躁地催促着10多个快累虚脱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有个50岁上下的“花白头发”在大家轮番搀扶下被半拖着前行。

知情人阿甘(应本人要求此为化名)向国是直通车独家揭秘说，四个多小时徒步之后到达邻国的小山村等人来接，憧憬发财的兴奋和莫名恐惧刺激的这群男人频频去找背人的角落小解，“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知道这次出去干的不是什么好事儿”。

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花白头发”盘算着把一行人交到接头人手中后的收益，不露声色地继续给大家“画饼”，殊不知大家已置身“万劫不复”危险境地，包括他自己。

庞大犯罪体系处处透着“诡异”

车在土路上颠簸，每人都看见了司机汗衫下凹凸形状清晰的手枪，几人互相交换了下眼神匆忙避开，“花白头发”似乎瞬间想明白什么，已然分不清潮湿的座椅上是不是汗。

阴暗的房间里，接头人是个嚣张的黒瘦“豁牙”：“每人交1万2(12000元人民币)，偷渡的费用让谁给你出？”中间人本来说的是“全程免费”，他却在被粗暴带离后再也联系不上，此时也没人敢吭声。

这里没有信用可言，规则是几个“大佬”分别制定的，在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里，“大佬”的手下对“偷渡客”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几乎没人敢对正规手续出境的中国人动用非法手段，每个人都很清楚，一旦事情上升到正规程序，没人承担得起，那几个“大佬”也不例外。

“电信诈骗、网络赌博、色情直播”是这里的主要产业，几乎所有的服务业都是围绕这些犯罪团伙而设立。相邻的几个国家此类违法“生意”几近相同，只是在“业务”方向上各有侧重；侵犯的对象也有差别——有的主要针对中国受害者实施犯罪、有的不是。

在国外的这个犯罪体系中，“大佬”是顶层、最终受益人，他们在当地“黑白两道”地位显赫。犯罪团伙第一层是“大佬”的“代理人”，这些华人“偷渡客”在“忠诚、能力”方面深得“大佬”信任，负责打理着各个违法生意的“盘口”；“代理人”手下的诸多盘口都有专门的负责人运营管理。

“高管”都是“负责人”关系密切的亲信，“中层”又是“高管”亲自“带出来”的，就像传销一样层层直接发展，团伙内部这些人几乎终生再没有机会离开。他们心知肚明平时做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盘口打手又都有枪，出问题的甚至会直接交给“器官交易团伙”处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宿命，用吸毒、嫖娼、酗酒疯狂挥霍生命来填补空虚，已经注定的结局让所有人不敢去想明天。

犯罪得来的钱需要“洗钱团队”层层“洗”到“大佬”手中。一方面是通过“电子钱包”“加密币”等手段，洗钱主要还是靠从国内被“骗”去的那些人来完成。他们作为“卡贩子”联系发展国内下线把四处收购的个人银行卡交到“运卡人”手里，“运卡人”利用各自渠道把卡带到国外卖给“洗钱团队”里的“倒卡人”用于洗钱。“卡贩子”对卡里的赃款负责，一旦有人不讲“规矩”动钱，或者是从国内收购来的银行卡的主人在国内挂失卡、把卡里赃款取走，这些钱就由把卡卖给洗钱团队并被控制的“卡贩子”偿还，还清之前被严格控制，限期还不上的，扒光衣服、关起来残忍殴打、虐待，通过视频给其家人看，让家人还钱。依然还不清钱的，卖到窑厂、矿上等像奴隶一样做苦力，出现伤病等情况做不了苦力的，会被无情地送到器官交易团伙。如果运气不好碰上紧急器官需求并且又配型成功，那可能直接就跳过“苦力”环节了。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规则”，在那里的所有“欠账人”都可以骗国内的人偷渡过去，然后把人交到债主手中顶账，被骗去顶账的人就要承担债务，经历上述环节。“后来听说‘花白头发’就是被人拿去顶账了，惨得很。”阿甘说。

严管之下：犯罪链条几乎被卡死

这群盘踞在境外的犯罪团伙近年来越来越“疯狂”。因为“卡贩子”在中国“账户资金异动”监管严格执行之后很难搞到银行卡，再加上喊话在外偷渡人员限期回国自首，“洗钱”作为犯罪链条中关键一环几乎被卡死。即便境外犯罪分子用违法手段搞到钱也很难把钱“洗”到国外、拿到手中。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中国检方仅在2020年共起诉涉嫌网络犯罪(含利用网络和利用电信实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14.2万人。跨境网赌电诈犯罪团伙的“盘口”也随之出现严重的“人员短缺”。

一位曾“卧底”犯罪团伙的不愿具名人士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说，“洗钱团队”一张银行卡基本就使用一、两周时间，费用从几百元涨到现在的几万元，涨价原因就是我国监管到位和打击力度加大。这种“洗钱”资金在银行卡出入很频繁，一天几百万的流水要用几百次进出款完成，赃款和卡很容易被监控并锁定，赃款经历的每个银行卡的主人也会被公安机关“盯上”，几乎不会有遗漏。疫情之后，这种监管更加严格。

盈科中国区董事会董事、律师陶海洋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认为，偷渡到国外不仅人身安全难以保证，还将面临被以“偷越国边境罪”追责的刑事风险；即便是为电诈网赌等犯罪活动提供下游服务或银行卡，也将面临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从事诈骗、绑架、强行割取倒卖人体器官等相关犯罪活动的，都会根据犯罪情节和后果被苛以刑罚，甚至有被以“故意杀人罪”严厉追责的可能性。

陶海洋强调，不要抱有在国外违法犯罪在国内可以逃避处罚的幻想。中国公民在国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被国外追责后，我国刑法仍可以继续处以刑罚。不仅“逃”不掉，还有面临“二次刑罚”的可能。

只要不贪小便宜、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不要轻信任何人的诱惑，绝对不要偷越国边境，这样被境外犯罪势力伤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注：亲历者阿甘在身陷境外4个月后的2020年12月底，和在境外认识几名同伴一起，利用当地宵禁漏洞避开看守逃出，入境后通过向相关部门求助，履行完法定程序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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