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供应链挑战持续、通胀不断上升，给2022年世界经济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日作为长久的近邻和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能否携手合作，备受瞩目。2月22日，日本瑞穗银行与中国国际商会中日韩企业交流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2022年世界经济金融报告会”，就当前的经济形势、未来的合作方向展开了讨论。

瑞穗综研与科技公司首席经济师太田智之指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增加，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实际GDP增速为3.8%。

工银国际证券研究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程实指出，在美林“投资时钟”的分析框架中，全球经济正处于“经济下行，通胀上行”的滞胀阶段（第四象限）。这时候的大类资产配置主题是防御性投资和战略性布局，前者可以考虑日本的资产，而后者则可以考虑中国的资产。在这个背景下，中日经济合作和中日资产的未来发展都是值得期待的。

太田指出，尽管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中国依旧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扩大，随着国内需求的增长，中国市场开放也取得稳步进展，由进口产生的对国外经济辐射额在过去10年里增至9690亿美元，规模与荷兰的GDP总额相当。

太田强调，在疫情暴发后，中国继续作为日本企业前景事业发展地而备受关注。日本企业认为，未来3年左右，中国仍是前景事业发展地首选。他援引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21财年海外直接投资调查问卷结果》称，约七成日本企业认为，中国具有前景的原因在于其市场规模及市场发展潜力。

太田强调，以贸易、投资为引领，中日双边经济关系极为牢固，服务领域的合作规模显著扩大。“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合作空间越来越大。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趋势及挑战性课题为未来合作提供了机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公使宋耀明指出，当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达到了1230亿美元，稳居中国利用外资国别排名的首位，充分体现了中日经贸合作的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今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这是首个中日两国均参加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在协定推动下，中日产业供应链有望进一步加速整合，双边经贸合作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

宋耀明强调，中日两国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经济互补性强，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双方深化经贸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既有利于各自发挥互补的优势，推动彼此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两国经济高水平发展，也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潮流，有助于提振全球经贸合作的信心。

全球经济：滞与胀的挑战

程实指出，新冠疫情从经济上看是一场新的供给冲击，这是主导当前宏观经济演化的主线逻辑。虽然它既压制了需求侧的消费能力与投资意愿，又造成了供给侧的要素流动停滞，但从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变化看，需求萎缩的降价效应远低于供给受限的涨价效应，新冠疫情更体现为供给冲击。

“新冠疫情造成的新供给冲击已构成过去60年里第三大供给冲击，也是过去40年里最大的一次供给冲击。回顾历史，每一次的供给冲击都会造成明显的经济增长损失和持续性的全局通胀压力。这次也不例外。”程实说。

在“滞”的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4.4%，比前一年的5.9%有1.5个百分点的下滑，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预计增速纷纷下滑。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全球经济面临普遍的增速下行压力，这是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持续释放的结果。”程实指出，2022年，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有50个国家的GDP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占比为23%，而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衡量，有176个国家的GDP尚未恢复到历史复合年均增长自然趋势水平，占比达93%。

在“胀”的方面，全球通胀格局数十年未见，反常指标关系暗示基本面主导。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为最主要表现的全球通胀（预期）急剧升温。本轮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是新供给冲击的直接结果，美元指数与大宗价格走势背离传统关系。“我们虽然看不到非常恶性的通货膨胀，但将会看到通胀的困扰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程实说。

面对全球经济“滞”和“胀”并存的挑战，程实认为，全球政策不确定性在下降，政策方向愈加清晰。主要有三件事：第一是摆在最底层的疫情防控政策和纾困政策；第二是中间的需求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应对短期的滞涨压力；第三是长期的供给侧政策，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在他看来，新冠疫情既构成了全球经济最大的下行风险，也可能会构成最大的上行风险。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将立刻切换到新的状态之中，大变局中的赛道选择将决定长期成败。

美联储或6月决定加息路线图

“我们认为，美联储在2022年上半年加息的速度可能会比市场预期得更快。预计将在3月启动加息，然后在5月、6月、7月、9月的会议上再分别加息。量化紧缩可能会对利率产生相对中长期的影响，预计将在6月的会议上决定路线图。”太田说。

目前，市场的焦点在于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包括加息与量化紧缩（货币状况收紧）能否抑制通胀，以及需求和就业能承受住多大加息压力等。对此，太田认为，美联储面临的掌舵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美国经济并不会因为加息而停滞。

太田指出，当前，美国经济对加息的承受能力较以往更高。家庭负债率处于历史低位，即便加息了，个人消费也不会立即减速。同时，虽然近期股价有所下跌，但与疫情前水平相比依然保持高位。此外，有利的就业、收入条件亦发挥了经济止跌作用。

“虽然2022年的焦点将是美国加息多少次，但随着我们进入2023年，焦点可能转移至加息将到什么程度。”太田认为，预计2024年美联储加息次数大概率为零，因为加息的目标取决于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经过疫情之后，美国经济的实力似乎并没有那么强”。

近期，随着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新兴经济体是否会遭受资本外流也成为市场的焦点。对此，太田指出，与2013年新兴经济体获得强劲资金流入不同的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兴经济体并未获得大量资金流入。另外，多数国家及地区外汇储备充足，确保了资金外流出现时的支付来源，违约所致外溢风险较以往更低。

太田强调，与其说美国加息导致资金外流，不如说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资金流动方向，如新冠疫情恢复力、通胀承受力、政府公信力等。 BEAST（巴西、埃及、阿根廷、南非、土耳其）是可能出现资金外流的代表性国家。

除经济结构外，太田补充道，在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将抬高进口性通胀。鉴于过去的形势，新兴经济体中基本面薄弱的国家及地区（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往往更容易受到货币贬值影响。

今年年初以来，中美利率呈现明显的反向走势，体现了中美货币政策的短期背离。对此，程实分析道，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中国需要谋求动能转换，且整体通胀压力尚处于可控区间。

疫情后遗症将长期困扰日本

太田指出，与美国相比，日本的经济复原能力相形见绌，其原因之一是公众对新冠疫情的恐惧心理很强，调查显示，即便是疫情得到控制，也无法回到疫情前的生活方式，公众将减少到店餐饮、旅行和观看体育比赛等方面的支出，企业也将减少以往的聚餐、开会等交流方式。

“在全球性通胀面前，日本自然无法隔岸观火。”太田指出，当前，日本进口物价、企业物价均已经达到1981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在大宗商品市况飙升下，日本负担增额约达10万亿日元，其中七成为企业负担。虽然对消费者价格转嫁有限，但在企业利润恶化的背景下，设备投资及劳动报酬都有所下调。

具体到行业，运输机械行业的成本上升约影响营业利润的70%，能源、材料行业亦约影响30%-50%。由于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价格上涨，企业负担约达6.5万亿日元（约占总营业盈余的7%）。在制造业方面，金属制品、化学制品等材料行业，以及天然气、供热、电力等能源行业所受影响较大；而在非制造业方面，运输、邮政及教育、研究（学校及各种研究机构）的减幅较大。

太田强调，在日本，公众节约意识的增强正在削弱消费恢复力。在家庭收支方面，汽油、食品等购买频率较高的日用品的价格均有所上涨。77.4%的受访者表示“物价出现上涨”，已达消费税上调后自2014-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家庭负担额相当于消费税上调1%，且收入越低，负担率就越大。

除了疫情，愈加“内向”的美国也给日本带来了挑战。太田指出，在美国越来越分裂的政治格局下，无论谁当选总统，都将被迫专注于国内政治，导致美国对外影响力不断下降。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洲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采取了新的对美政策，即在保持对美关系的同时，实现安全保障与经济的独立。

太田强调，日本也应像欧洲一样，与美国既保持“一定参与关系”又不失“独立”。特别是，日本需要推动提升本国独立性的政策，如与邻邦中国建立“富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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