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笔谈】

作者：王放（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能在大熊猫栖息的森林中旅行，恐怕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设想一下：高大的冷杉树上垂下条条松萝，清澈蜿蜒的溪流中倏忽而现细鳞鲑和山溪鲵的身影，连绵的木竹和箬竹长满平缓的溪谷，然后在接近山脊的位置被更加坚韧、耐寒的箭竹所替代，几只大熊猫安静地生活在茂密的竹林深处……静立在这样的“熊猫森林”中，能给亲近自然的心灵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很幸运，从2005年开始，我有机会在这个东起陕西秦岭、西至甘肃和四川的“熊猫森林”里工作，追踪野生动物数量和栖息环境的变化成为我们的职责。当这片森林栖息地成为我国首批五个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时，我心中的长久期待终于变为现实——当然，更多的还是看到其中蕴藏的发展机遇和面临的困难挑战。

大熊猫国家公园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广袤。这是一个面积广阔的国家公园，超过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覆盖了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的87.50%和大熊猫栖息地面积的70.25%，至少641种脊椎动物和3446种植物在此生存。相关研究显示，投入大熊猫保护，可以带来价值可观且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以大熊猫为目标物种的保护投入，可以惠及与之同域分布的其他大量野生动植物。虽然大熊猫国家公园以单一旗舰物种大熊猫命名，但如此大的面积意味着依托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拥有更多机会来留存山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范围大、涉及地域广，也给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原有的67个自然保护区中，既有管理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也有低级别、缺少资源的其他机构，还有50个国有林场、15个森工企业、3个省属林业局，要想协调、整合和统一管理，谈何容易？再比如，在超过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熊猫分布在一些孤岛状的栖息地斑块上。相关研究发现，近年来大熊猫重引入项目的顺利实施，为部分隔离小种群的复壮与种群间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从长远来看，恢复孤岛状破碎化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仍然充满挑战。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也发现，不同的野生动物存在不同的栖息地需求，例如亚洲黑熊和林麝等需要更独特的保护方案，以维持长久生存。尽管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初衷是更好地整合自然保护区，在更大尺度的国土空间上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功能，但从美好的愿望到落地的统筹管理方案，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创新。

大熊猫国家公园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共存”。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把人类活动隔离在保护区核心区以外，但大熊猫国家公园既包括野生动物栖息地，也包括社区、村庄、公路和其他人类活动区域——这样的设置可以实现人类和生物多样性共存，更好地贯彻自然保护和经济建设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思路。我们切实看到保护大熊猫对周边村民生活水平的促进与改善。例如，随着节能灶、沼气池等清洁能源被引入当地社区，人们减少了对薪柴的砍伐；在大熊猫栖息地社区，逐渐开展中药种植试点和新式养蜂产业，生产的绿色产品被直接送到成都、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超市专柜出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魏辅文院士团队的研究表明，大熊猫保护工作每年的投入在2.5亿美元左右，但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价值每年可以达到26亿至69亿美元，是保护投入的10倍。这一结果说明，通过对大熊猫的保护，我们有机会使千万共生于这片水土的生命共享利好。

相关研究显示，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区社区人数多、贫困程度相对较高，园区内及周边居民采集薪柴、散放家畜等仍是大熊猫栖息地重要的干扰类型，很多生产活动存在涉及面广、人群贫富差距大、缺乏其他替代生计等问题。复旦大学研究团队的系列研究揭示，无论是旅游或施工建设，还是散放家犬，都显著压缩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未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关键挑战，是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协调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找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大熊猫国家公园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奉献”。在十几年的大熊猫研究中，是向定乾、罗春平、李贵仁、沙马牛布这些保护一线工作人员拉着我，蹚过溪流、穿越密林，完成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的野外工作。以他们为代表的自然守护者，日复一日地顶风冒雪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将野生动物监测、反盗猎、反盗伐、防火、森林抚育等工作扛在肩头。时光荏苒，他们在慢慢变老，而新加入巡护、监测的年轻人却没有得到足够补充。此外，在现行的人事招聘、考核与管理制度下，获得正式编制有难度，导致不少常年奋战在荒野的户外工作者还是临聘或非正式人员。一方面，我希望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待遇；另一方面，我也担心投入和回报不对等，会影响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国家公园的长期建设成效。

未来仍然有诸多挑战，面临气候变化等大尺度环境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我相信大熊猫国家公园将对园区内的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群、栖息地恢复与修复实现长远有效保护，最终支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01日 08版）

[ 责编：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