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是一个长了胡子的女人。

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世界上最丑的女人》中，那个长胡须的女人从小被遗弃，流落于马戏团，整天奔波于各地，进行着畸形秀表演。

外形之美丑，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要是说一个女人因长了胡须，而称她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必定是众口一词，毫无疑义的。斯科特·洛的《头发：赋能的符号》一书说：“面部须发如此关键，恰恰是因为它被当作明确无误的性别指征。在愚昧的过去，胡须浓重的女人的归宿常常是马戏团的怪胎秀。”（[美]斯科特·洛著，朱天宁译：《头发：赋能的符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55页）女性的须发浓密，就打破了性别的惯常形象，成了一种难以归类的怪胎。

这位长胡须的女人在每次表演的出场前都会引起观众的骚动，串场的报幕员也适时地做些渲染，鼓动众人的情绪：

闭上你们的眼睛吧，尤其是女士们、孩子们，因为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个丑陋的存在，会强烈刺激你们那双脆弱的眼睛！谁要是看了这个天生的怪物一眼，你就永远也别想踏踏实实睡觉了，就算睡着也会吓醒。还没谁会让你对造物主丧失信心……（130页）

马戏团中一直存在着畸形表演，尤其是在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欧洲，这种病态的演出满足了许多人猎奇、偷窥、痴迷异国情调的心理。跟随崇厚出使俄国的张德彝，在1879年11月24日（光绪五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俄罗斯一家蜡像馆参观时，看到一个生须女子的展览：

正面横小台，坐一阿美里加墨西哥国弱女，名席班呢者，满颏乌须，居然一丈夫面也。乃语言袅娜，十指柔荑，随时针黹，动作娇羞，俨然女态。据云，随伊父来此，已逾三月，留之以为奇货，令人鉴赏，其父因而获利焉。（张德彝著，杨坚校点：《随使英俄记》，岳麓书社，2008年，761页）

关于长胡须女人的外貌，托卡尔丘克的小说里有一段细致的描写：

她硕大的头颅上长满了肿块和赘物，疙疙瘩瘩。皱瘪的额头之下，是一对湿腻的小眯缝眼。如果从远处看，就像两道微不可察的裂缝。她的鼻梁看起来支离破碎，似乎有多处骨折，鼻头色泽幽蓝，还长着稀疏的汗毛。一张血盆大口，双唇肿胀，总也合不严，口水四溢，龇出了满嘴尖牙利齿。而且，老天似乎觉得还得加点料，于是在她脸上丛生出长长的、如丝绸般顺滑的罕见体毛。（127页）

所有的“丑陋”，最为关键的特征就是脸上的胡须。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很少有文字这么描述一个女人。这种自然进化中的“怪物”，会让所有人无所适从，也充满好奇。但托卡尔丘克并非是在简单重复一个猎奇的故事，小说的第一句话如此写道：

他迎娶了世界上最丑的女人，甚至为了她，专程跑去了维也纳。（127页）

这个开头有点劈头盖脸的感觉，对读者阅读的冲击力不亚于卡夫卡的《变形记》那个著名的开头。这个男人“初次见到她时，在忍受住开局的震惊之后，便再也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片刻”。（127页）一个长相正常的男人，娶了一位长满胡须的女人。情节足够离奇，但有些不合常理。但托卡尔丘克这么写，却是于史有据的。 

茱莉娅·帕斯特拉纳1834年出生于墨西哥，有着印第安血统。她出生后因身上长毛而被遗弃，后被当作怪物在马戏团里演出，其后又被卖给一个叫西奥多·兰特（Theodore Lent）的人。不可思议的是，兰特后来选择了与茱莉娅结婚。1860年，茱莉娅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仅仅活了三十几个小时就夭折了，产后不久茱莉娅也去世了。兰特后来竟然在德国又娶了一位长胡子的女人。 

《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篇小说，因有了茱莉娅这个原型而显得与众不同。关于茱莉娅·帕斯特拉纳的传奇故事，已有多种专著出版，还被搬上了银幕，马可·费拉里（Marco Ferreri）执导的电影《原始女人》（The Ape Woman，1964），就以茱莉娅为原型。她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历史和人性的多重面向。历史记载实然，文学书写应然。历史根据史料去还原，文学则通过想象去思考。 

小说中的男人为什么会娶长胡子的女人，兰特为何钟情茱莉娅？作为一个在现实中不得意的男人，他在这个“怪物”身上看到了生财之道。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畸形人体的展示是一种流行的商业表演，用以满足人们对畸形人体的偷窥和猎奇的变态心理：

畸形真正在欧洲流行起来是约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德国，这主要是因为印刷术的发展，及对奇闻轶事开始关注之故。当畸人离开了已知世界的边缘而萦绕于世界的中心之时，16世纪某种狂热的好奇心推动着知识界去搜集有关畸人的故事和形象。（[法]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 Vigarello）主编，张竝、赵济鸿译：《身体的历史》（卷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87页）

这种猎奇心理逐渐演化为商业化的表演、展览、出版等生意，形成了所谓的“异域风情娱乐”“病态的消遣”和“畸态商业”。这些用于商业的畸形人，有不少就是生须女子，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伦敦：

珍奇人种数量激增，以致无法进行普查统计。首都人一饱这些视觉饕餮，目睹了一支长着胡须的妇女队伍、一行巨型人、踏着汤姆·拇指“将军”的足迹走来的一个兵团的侏儒……（[法]让-雅克·库尔第纳（Jean-Jacques Courtine）主编，孙圣英、赵济鸿、吴娟译：《身体的历史》（卷三：目光的转变：20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53页）

伯恩特·卡尔松-德克尔所著的《医药文化史》中记录的生须女性，除了茱莉亚·帕斯特拉纳，还有十七世纪“被贪图金钱的丈夫带着走遍欧洲”的齐特琴演奏者芭芭拉·乌尔斯勒（Barbara Ursler），1731年12月12日被送到德累斯顿市立医院的玛格丽特·米勒小姐（Rosine Margarethe Müller），“她戴着亚麻面纱，在揭去面纱后，让医生们大吃一惊，‘下巴上长满了浓密的黑色胡子’，医生们这样描述说”（[德]伯恩特·卡尔松-德克尔著，姚燕、周惠译：《医药文化史》（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380页）。

对于怪异的展示，成了一桩热门的生意。

兰特把茱莉娅作为赚钱的招牌，想必在茱莉娅死后，他续娶的长须女也能继续给他带来滚滚财源。茱莉娅死后，兰特把她以及孩子的尸体做成了标本，作为特殊的展品在演出中展示，引起的轰动更大。小说中的男人在现实中处境卑微，他心里想：

她是如此与众不同，还带来大把赚钱的机会。若娶她为妻，标新立异，实乃幸事。他将拥有别人所无法企及的优势。（131页）

在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去世后，小说中的兰特还在她们身上赚到了最后一笔钱，他把尸体卖给了医学院教授，被做成了标本。茱莉娅及其孩子的身体标本（Julia Pastrana and her son embalmed, The Penny Illustrated Paper, London, 1862）

茱莉娅及其孩子的身体标本（Julia Pastrana and her son embalmed, The Penny Illustrated Paper, London, 1862）

如果说赚钱是他考虑结婚的动机，但赚钱不必通过婚姻来实现。茱莉娅其实就是一件商品，他只要拥有其所有权就可以了。事实上，在结婚之前，兰特已经买到了茱莉娅。

是不是可以问，兰特爱茱莉娅吗？

历史中的资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托卡尔丘克也在回避这个问题，至少她不愿意把这个小说写成是不看外表只重内在的老套故事。小说于此专门提醒：

后来，有好事者把这件事描绘成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说什么一见钟情、心心相印，说什么只重内在美的他，对恶魔般的面容视而不见，义无反顾地拜倒在她天使般的温柔之下。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初遇后的第一夜，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如果脱下她这种人的衣服，亲吻她，和她做爱，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129-130页）

小说中男人的婚姻冒险似乎是猎奇心的驱使，但猎奇心却并不一定会成为这桩婚姻的唯一理由。长胡须的女人虽丑，但却“十分聪慧，思路缜密而具体”（129页），行为优雅得体：

他道了别。而她，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以非常女性化的姿态向他伸出一只手。这是个贵族名媛的礼节。多么漂亮的一只小手啊！（129页）

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巴黎，有一位名叫于勒·瓦莱斯的人，“作为一名不懈的观察者，他看尽了出没于巴黎的集市、大街小巷、剧场，在帆布或木板搭建的马车或棚子里表演的各种畸形怪胎”，他写的一本名为《街道》（1866）的书，是“了解19世纪下半叶集市庙会的畸形人圈的信息主要来源”（《身体的历史》（卷三），146页）。他之所以痴迷于此，是因为其年少时对一个长胡子的女人产生的懵懂情愫，他后来还看到了好几位这样的女人。瓦莱斯在《街道》一书中记述了他见到一位长胡子女人的场景：

他抬起脸，看着我，然后她说道：“我就是那个长胡子的女人。”

我期待她的来访已经有好几天了，我相信到时见到的不会是个穿马裤的男人，然而在我面前的的的确确是个男人。我心怀惊恐打量这个如同带了假面具的人；我不敢确认，在这副穿着短制服的老男人皮囊下有着一颗曾经别人跟我描述过的多情女子的心……这居然就是传说中的她！不管怎样，一听到那尖细的嗓音，一看到那摸着胡子的肤如凝脂的手，就会猜到这个人的性别。……我把这个怪人带到我家。他还是她？（该怎么称呼？）她或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给我简单地讲述了一下他（她）的故事。（《身体的历史》（卷三），157页）

就如论者所言，瓦莱斯的这种畸恋，暗含着的是“长胡子的女人是19世纪想象中畸形与色情兼而有之的主要形象”（《身体的历史》（卷三），157页）。这种人体特征的混乱，其实是对于性别身份的模糊和反叛。或不可否认，在这种畸形之恋背后，也有着某些真情实意。

小说中的兰特态度暧昧，结了婚，但却一直在逃避茱莉娅，除了一起赚钱的演出，他都尽量逃避她，他总是“无法自控地出逃。他已经成了永远的逃亡者”（135页）。这种矛盾、含混的态度，或也符合实情。

为了让演出更成功，小说中的男人对女人生须现象，做出了许多解释，猎奇的观看者除了满足自身的优越感外，还会增加一些离奇故事的谈资。这些解释对于谈资是不可或缺的调料。他的解释有四种：第一种解释，女人生须是人兽相交的后果，这是对人类进化的一种侮辱。第二种解释，生须是梅毒的病征，是道德败坏的惩罚：

这就是那些道德败坏，不知自重的女人给自己孩子留下的命运。你们看到的，是梅毒的恶果。梅毒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专门惩罚不洁之人，遗祸五代！（133页）

第三种解释是，女人生须是上帝对于人类的遗弃：

这个女人来自一个上帝遗弃的地方，是那些坏心眼儿的恶人的后代，他们连生病的乞丐都不加怜悯，为此，我们的主惩罚了整个村庄，让他们的后人世世代代都遗传这种惨不忍睹的丑陋。（133页）

对生须女人现象进行宗教化解释，是中世纪普遍的方式。有学者指出，在西方的中世纪，畸形人代表着神秘、恐惧，是不祥的预兆，是恶魔的帮凶：

自最初的知识出现以来，畸人的剪影便将其怪异的阴影投射于人形之后。人类惧怕畸人，或对之顶礼膜拜。中世纪想象中的这些基督教化的表性形式根本无法改变这份古典遗产，它仅局限于将其整合入惩罚与罪孽的基督教牧歌之中。身体畸形成为畸人的主要标志，他要么是恶魔可怕的帮凶，要么是上帝派来显圣的使者，是其怒火的不祥预兆，是天庭全能的见证和尘世不幸的信使。（《身体的历史》（卷一），286页。西方学界对于中世纪畸人的研究，见该书本页的注释四）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有一个特殊的生须女性形象，但她生须不是生理的原因，而是因为信仰：

在古老的中世纪教堂里，人们常常可以见到一幅奇特的受难者的画像。认真的观察者会发现，这个受难者不是带着荆冠的耶稣，而是一位身披华丽长袍、戴着镶嵌宝石头冠、长着大胡子的年轻女子。人们可以通过画像解说者的讲解获悉，这位年轻的女子在很早以前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苦难圣女。传说她是一位异教徒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位诸侯，她悄悄地改变了信仰，成了基督徒。她违抗了父亲的安排，不仅放弃了自己小时候的誓言，而且拒绝与早已订婚的无信仰的男子结婚。她很坚定，祈求上天帮助她。上帝一夜之间就把她变成了一位长着胡子、有着男人面孔的女人，这样，她的求婚者便放弃了这门亲事。她的父亲对此大为恼火，百般折磨她，最后让人把她钉死在十字架上。自此以后，这位神圣的苦难之女，就成了为所有像男人那样长胡子而遭受异常痛苦的女人的庇护人，替她们祈祷的人。（《医药文化史》，380页）

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中一直流传着一个预言：

当一名有胡须的女子站上高哈尔绍德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Gowhardshad）的讲坛时，终结时代就将开启。第十二代伊玛目（亦称“马赫迪”）将再次现身－他已经隐居，或者按通常所说的“隐遁”了一千多年——以领导对不信教势力的最后一战。最近，一个与此有关的谣言正四处流传，据说已故的大阿亚图拉贝加特（Behjat,1915-2009）在生前一次无意识入魔时的幻象中，看到了这个注定要杀死第十二代伊玛目的女孩的降生。据天机所泄，长大后这个女人会长着胡须。（《头发：赋能的符号》，56-57页）

第四种解释就来自医学，小说的男人收到了维也纳一位医学教授的信，他也开始从医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

你们看到的是个天生的怪胎，是个突变体，是进化中产生的错误、缺失的基因链。这种样本产生的概率非常低，比一颗流星此时此刻掉到我们脚下的概率还低。（136页）

依照现代医学的解释，长胡须应该是内分泌紊乱的症状，但在中世纪，这种多毛症常被解释为一种“可怕邪恶的凶兆”。对于多毛的恐惧，背后伴随着人类对返祖的恐惧，直到现代的脱毛技术发达之后，这方面的恐惧才慢慢消除：

欧洲人的想象力或好奇心，有一部分就是被“多毛女”所激发，直到刮毛、拔毛、脱毛、电蚀除毛和激光除毛这些手段普及之后，那种中世纪的多毛恐惧心态才得以消弭。（[英]史蒂芬·贝利著，杨凌峰译：《审丑：万物美学》，金城出版社，2014年，204页）

要是说男人的结婚纯粹为了生意，倒也说得通。但所有的故事在女人怀上孩子之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男人一方面希望孩子仍是怪物，这样他的生意就多了一份保障；但另一方面则不愿意孩子“被她充斥着毒素的卑劣血液侵蚀”（136页）。在女儿出生之后，看着和其母亲“更为可怕”的身体，“他的人格再次分裂，欣喜与绝望纠缠不休”（138页）。有一天，男人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问题，“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在追问中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每个人都在粉饰自己。他们的脸皮都是面具，好像整个人生都是一场威尼斯的盛大假面舞会。他时常幻想着喝醉——因为清醒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胡言乱语——把他们用薄胶纸粘在脸上的面具揭开。面具之下是什么？他一无所知。（138页）

谁不是在面具之下生存呢？人类的进化褪去了多余的毛发，但道德会随着毛发的减少而增加吗？这个长满胡须的女人，不是比许多光鲜美丽的女人都更有人性的光芒吗？

她望向他的目光明亮而异样，甚至很像人类的目光。（138页）

小说中的茱莉娅经受了长久的歧视，在怀孕的那段日子里，也对人世有了更为彻底的体悟。在结束了一天表演，她在灯下缝着宝宝的衣衫，突然对男人说：

他们，真的很脆弱，真的很孤独。当他们坐在我面前盯着我的脸看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好像他们都是空心的，好像他们必须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才能把自己填满。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嫉妒我，因为我至少还是个怪物，而他们什么都不是。

她的话让他悚然一惊。（137页）

她的话也让整个人类悚然一惊。托卡尔丘克用这段文字让这一古老的故事有了超越的意义。在看与被看的循环中，观看者也是被看的对象，世间的意义也是荒诞，时间的充实也是虚空。人类精神的贫瘠，就是永远处在这宿命般的虚空之中。很多人，连个怪物也不是。

兰特死后，茱莉娅和孩子的标本被屡次转手，后来被收藏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2005年，墨西哥艺术家劳拉·安德森·巴巴特发起了一场让茱莉娅回家的运动，并得到了墨西哥官方的支持。在经历了多年的抗议与努力之后，茱莉娅的遗体终于回到了墨西哥，并在2013年2月11日被安葬在其故乡锡那罗亚州（Sinaloa）的莱伊瓦。在去世一百五十多年后，历尽人类所有悲惨遭遇的茱莉娅终于获得了作为人该有的尊严。

《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创作于2001年，写作这篇小说时，托卡尔丘克还不知道茱莉娅后来的归宿，她用异常冷漠的手法为小说结尾。母女二人的尸体标本摆放在病理博物馆的仓房：

母女二人，瞪着玻璃眼珠，摆出凝重的姿态被冷冻着，就像某个新物种产生之初失败的实验品。（140页）

就像一本关于茱莉娅漫漫归家路的著作的标题那样——THE EYE OF THE BEHOLDER，那是一双旁观者之眼，就那么凝重地、冷冷地打量着人类。